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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幸运牛牛驼牛光绪皇帝罢市(图)
作者:牛牛 发布时间:2019-01-22 19:02

  1911年8月25日,成都城内3万多民户,几乎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贴了一张黄纸,上写“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”几个大字,取代了原先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位置。在“神位”两旁,则是“庶政公诸舆论”、“铁路准归商办”两列小字,都是从上谕中摘出来的光绪语录

  主要街道上,人们兴奋地用黄纸、竹片和糨糊,为光绪皇帝扎着“圣位台”。大小官员和行人,经过任何一个“圣位台”,无论挂着什么“车牌”,无论什么级别,都必须下马下轿,鞠躬行礼后才能前进。成都一下子成了一个“步行城”,令平时从无机会骑马乘轿的底层百姓们,大为欣喜

  股东会高层故意传递了不完整的信息,政府的补偿意图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,最终整个方案被解读成政府“夺路”加“劫款”,引爆了民众的对抗情绪。罢市当天,米的价格飙升到了1500文一斗…

  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向总公司转来了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电文。先前,因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“擅自”与政府合作(《中国经营报》2010年11月15日第1886期D7版“炉火上的总经理”),川路公司已经宣布罢免其职务。现在,中央明确宣布,根据公司章程,重大变更必须由政府决定,因此否决对李稷勋的罢免,李必须留任

  次日(8月24日)本是初一,股东会休会,但是,保路派们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大会。上午10点,数百名与会的股东代表们都被召集到了川路公司的会堂,股东会会长颜楷向大家通报了政府的态度。吊诡的是,颜楷居然并未宣读如此重要的政府电文,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,“约忆重要数端”。在他的解读下,政府的行为被解释为:修路仍支川款;反对国有的是“少年喜事之人,并非公正绅董”;要求川督用严厉手段对付非法聚会

  显然,这样断章取义的文件传达是极为片面的,尤其是第一条。在政府的原文中,宜昌路段“不停工”、“交接前继续动用川款”及“交接时通盘核算”(即最后通盘补偿),是一个完整的方案;动用川款只是在交接前维持运转的正常手段,与“夺款”毫不相关。但是,股东会高层却故意传递了一个不完整的信息,最终整个方案被解读成政府“夺路”加“劫款”

  这种完全失真的信息传递,当场就引爆了群众的情绪。“会场一片哭声、喊声、骂声、捶胸顿足声、演说声、纠察整饬秩序声、会静众声……”在这种情绪下,有人高喊罢市、抗税

  股东会上的风声早已传出,街面恐慌,已经有店铺开始关闭。与会者催促主持人赶紧散会,众人还没散尽,街道上的店铺已经关闭了一大半了。当天,米的价格就飙升到了1500文一斗

  被推作代表的罗纶、邓孝可等,到总督府向四川总督赵尔丰做了说明。当晚,川路公司与政府共同邀请各街道的街正开会,要求在罢市中尽力保住秩序不乱,由各街公举几位“公正明白人”担任纠察,配合街正,街上出现暴动者时,大家应该立即报请街正出面劝阻,如果不听,再采取强制措施;巡警退居二线,即使巡警发现暴动者,也必须先请街正劝阻,无效时再动用警力强制执行。众人欣然同意

  散会后,同志会的告示贴遍了成都城,约法五章:勿在街市聚众;勿暴动;不得打教堂;不得侮辱官府;柴米油盐等饮食照常买卖。这在日后的“革命”史家眼中,成为保路派“革命”不彻底的证据

  在成都将军玉崑 8月26日发给北京的家信中,这位敏感的满洲将军认识到:“以刻下事论,将来怨久愤深,必有大兵劫可虑。”历史证明了,他又一次判断正确。他还告诉家人,现在既不能得罪保路派,也不能帮着他们向朝廷说话,“言者多败多事,多事多害,以免后悔……”

  保路派已经在民众与中央之间建起了一道高大的信息防火墙,任何信息只有经过他们的过滤和修改后才可能被传达

  罢市第一天(8月25日),除了在大街上搭建“圣位台”的民众之外,整个成都城仿佛成了死城

  四川总督赵尔丰、成都知府于宗潼等,分别赶到“商业场”和“事务所”等CBD区域进行演说,号召开市,但听者寥寥,店铺基本上完全关闭了

  第二天(8月26日),司法厅厅长(“提法司”)周善培等政府官员,也分段演说,号召开市,毫无效果。罢市迅速蔓延到了成都下属的16个州县、绵州下属的5县、资州下属3县、眉州下属3县,及沿江的嘉定府、叙州府、泸州府、重庆府

  这一天,保路派们甚至动员了近百小学生,抱着光绪皇帝灵牌,一路游行到总督府请愿,哭声震天。赵尔丰还真的接见了他们,同意将他们的要求代奏中央。有趣的是,这批小学生示威的人数,根据驻军司令、陆军第十七镇统制(师长)朱庆澜发给陆军部的报告,约七八十人,而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则说有200多人

  成都市面虽然萧条,但秩序还算井然,除了物价飞涨之外,交通拥堵成为最大的问题。而堵塞交通的,就是大量跨街搭建的“圣位台”

  这一天午后,打金街正在搭建“圣位台”,忽有某局某科员,乘坐三人拱杆轿子,飞奔而来,街邻喝令其下轿,轿子里的小干部不高兴了:“你们供奉皇帝如是之多,我岂能处处下轿?”众人大怒,喝令拉出轿来,饱以老拳,几个轿夫一听,“回头大吼狂奔而去”。野史也记载,成都县令出门办事,民众呵斥他为何见了光绪皇帝神位不拜,他只好出轿,“一路皆神牌,则一路拜,拜不已,遂逃归不敢复出”。这些林立的“圣位台”,“不光轿马过不得,益且驼牛等类,都过不去”。这成为下层民众最为扬眉吐气的玩具

  打着光绪皇帝的牌子,这一手法显然避开了犯上作乱的敏感词,郭沫若认为“这个策略在当时的指导者中可以说是杰作”,“它在当时的效力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”

  面对“圣位台”,官员们哭笑不得,赵尔丰被迫在8月26日向中央专电请示,这些“圣位台”已经大大阻碍了交通,“可否敬谨将方岁牌焚化,夺其所恃?” 保路同志会也深感不便,出面呼吁民众勿在街心搭建灵台,他们用的理由更有特色:如果下雨淋湿了圣位灵牌,就可能授人以柄

  即使到此时,赵尔丰仍坚决抵制了中央要求坚决的指令,认为罢市毕竟不是暴动,“碍难严究”,只能多多加强警戒

  赵尔丰的退让,并没有获得对手们的尊重和配合。8月27日的《西顾报》,刊登了一篇杀气腾腾的社论,公开提出:“吾川人即食政府之肉,寝政府之皮,亦不为过,区区罢市,何忌何疑!”,希望“各街各市,坚持到底,勿为浮言所动,勿为甘言所诱,则成命或可望收回”,不然就是“同归于尽”

  之后数日,赵尔丰与中央密切沟通。中央一方面要求赵尔丰火速平息局面,另一方面仍希望通过说服解释。这说明,此时中央仍然是希望和平了结,以为只要把中央的方案、苦心解释清楚,就能消弭大乱。他们哪里知道,保路派已经在民众与中央之间建起了一道高大的信息防火墙,任何信息只有经过他们的过滤和修改后才可能被传达

  8月31日,端方、瑞徵致电盛宣怀,认为赵尔丰无能,败坏川事,要求立即派重臣前往镇慑。此时,罢市已经 “风潮所播,势及全川”

  局势日益失控,重庆海关的英国籍代理税务司施特劳奇致电北京总署,认为商人们“被迫于公众意见和恐吓而宣布罢市”,“官员们看来已丧失了他们的一切影响,事态的控制权已全部掌握在保路同志会手中。”

  推动抗粮抗捐的“官绅联合维持会”中居然有不少官员,用抗粮抗捐取代罢市,是考虑到罢市直接影响本地民生,而抗粮抗捐则能刺痛中央政府…

  9月1日,四川总督赵尔丰、成都将军玉 崑 等四川官员致电北京,集体请求辞职。这一消息,迅速由列席股东大会的四川提法司周善培公开宣布,这不啻是在激昂的民气上浇上了更多的火油。当天的股东大会立即决定“抗粮抗捐”,并且“布告全国,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”。会议上,甚至有人提出了拿起枪炮、武装保护家园。事态升级了

  9月2日,保路同志会开会决定,号召各校学生离校回乡,协助各地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斗争,将成都的火种带到四川各地去。随后,川路公司干脆在藩署内设立股东办事处,专办抗粮抗捐等事,等于夺了政府的财权。当天,中央命令端方“火速带兵入川”,命令赵尔丰“切实弹压解散”。赵尔丰致电内阁,再度强调不可强压,否则一旦引发暴动会牵动全国大局

  9月3日,赵尔丰向周善培表示:罢市已经第十天了,依然看不出有什么停息的希望,只能再度联名致电中央,拖延下去,局势将危险万分。于是,军、督、司、道等官员集体致电中央

  吊诡的是,推动抗粮抗捐的,居然是成立于8月29日的所谓“官绅联合维持会”,这其中,除了保路派之外,还有不少官员也参与其中。根据周善培的回忆,用抗粮抗捐取代罢市,是考虑到罢市直接影响民生,而抗粮抗捐则会刺痛中央政府

  在9月4日晚的官绅联席会议上,罗纶就明确说:“罢市太久,想拿罢税、罢粮来转移群众视线,开了市再想办法。”周善培则说得更为直接:“罢市已经十二天了,成都人受到无数痛苦,政府远在北京,一点也不感觉……应该想一想,一件武器无效,是不是应当改换一个武器呢?”其实已经是毫不掩饰地公开鼓动

  玉 崑 在家信中说:“刻下民心固结,已成团体,决意死争,水火之势,两不相下。”商铺依然紧闭,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巨大的影响,“土匪遍街静听,乘机而起,新军、防军均系本地,难免结心,临事恐难应手”。各种股东会、同志会、协会、维持会等名目繁多,而且都设立严密的机构,发放薪水,俨然一级衙门。各州县解送省藩库的60多万两款项,被阻挡不得入城,“种种形象真如悖逆”,“将来定必决裂”

  至此,川路公司及四川的立宪派们,想把运动控制在“避免暴动”的范围内的努力,彻底失败

  同日(9月4日),赵尔丰、玉崑 等终于等到了中央回电,心头一凉:传旨申饬。同时,中央严令端方带兵入川

  此时,同盟会刘安邦等人,正在长沙密谋武装暴动,更多的同盟会与四川帮会的人,都在加紧准备。大爆炸即将到来……(14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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